全国人大代表，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民进江西省委会副主委、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方志远

   

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享受江西省政府和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史学硕士、文学博士；江西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江西省文物管理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学会理事、江西省历史学会会长。

    当然，这些都是方志远的公开身份，熟悉他的朋友说这是“道貌岸然”的方志远。还有一个更为真实的“性情中”的“率真”和“原生态”方志远：喜欢读武侠小说(限于金庸和古龙)和当代小说(十分挑剔)、看足球赛(限于欧洲三大联赛主要是意甲)、看枪战片(限于周润发和李连杰)、打乒乓球(技术一般)、和朋友穷侃神聊并喝“革命的小老酒”(酒量极其有限)。
下面所描述的方志远，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体，可以说是“返朴归真、顺其自然”。

职务是暂时的  老师是永久的

    虽然身兼数职、头衔繁多，但方志远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名教师。在他的眼里，所有的职务都是暂时的，惟有“老师”是永久的。正因为如此，他可能是省内至今一直坚持为本科生开课的为数不多的厅级干部之一，尽管因为这个级别使他在2004年被取消了省级“名师”的资格。

    历史系的学生大都会这样描述课堂上的方志远：教案放在讲台上(现在是笔记本电脑)，人游走在学生当中，左手一杯茶水，右手插在口袋，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于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贩夫走卒便在他的叙述中鲜活起来，古人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便在他的讲解中真实再现。当需要用材料加强自己的论述时，他的右手中就会变魔术似的多出一张卡片，语调也更加悠扬押韵起来。学生们在他的引领下徜徉在历史的长河、陶醉在知识的海洋，体会到原来学习可以是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而且，不需仰仗“多媒体”。不经意间，他在讲课中也教会学生用历史的方法和辩证的眼光思考问题。一句“我认为”的口头禅，让学生懂得了“思”与“学”的关系；一个“但是”的转折词，使学生体会到什么是“历史辩证法”。

    2007年新学期到来，方志远照例又为本科生开“明清史”。这是一门纯学术课，选修的学生却十分踊跃。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有历史专业的学生，也有中文、政法、艺术、体育等专业的学生。第一次课用的是六十个座位的教室，坐不下；第二次换了一百座，仍坐不下；第三次课换了一百四十座，还是有不少学生没有座位。他宣布：教室不再换了!

    执教大学二十六年来，他上过的专业课有十几门，无不受到好评。学生们总想：为什么方老师的口袋里总有那么多卡片掏也掏不完？为什么方老师的肚子里总有那么多知识讲也讲不完？为什么方老师的脑子里总有那么多假设问也问不完？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一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耕耘不辍，不断地在补充新知识充实自我、不断地在向自己提出更多的问题、不断地在“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梁启超语)。
 
                                                               既要理解古人，更要昭示后人

    作为在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明代史专家，方志远有着扎实的史料功夫和深厚的理论素养。他在《读书随笔》中写道：每个搞学术的人都应该老老实实读几本书，以便“学有根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即通常所说的《四书》，以及《庄子》我以为是需要读的。作为历史工作者，《史记》（含三家注）、《通鉴》（含胡三省注），顾炎武的《日知录》，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马恩选集》第4卷)我以为也是必须读的。既要“读书得间”，认真体会书中的微言大义，又要“不尽信书”，敢于提出质疑。时下有学者出了一两本书甚至是拼凑了几本书，便自以为天下人都不如我，或海阔天空，或划地为牢，其实未必真有学问。

    这也是方志远自身的体会。读大学前，他于书无不读，倒不是说什么书都读过，而是说没有什么书被认为不必读。下放三年，伴随他的是《十万个为什么》、龙渝生的《唐宋名家词选》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工厂六年，他同时订阅了《航空知识》、《地理知识》和《历史研究》，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和《毛泽东选集》1-5卷，又在旧书店里买了线装本的《御批资治通鉴》、前后《汉书》、《春秋左氏传》，一面标点、一面阅读。读研究生期间，将标点本的《明史》、《清史稿》、《明通鉴》、《资治通鉴》通读了一遍，并作了大量的笔记和卡片。为了完成毕业论文，又将线装本的《明实录》从第1册读到第375册。此后虽然不能见书就读，但见书便翻的习惯却根深蒂固。

    事实证明，这些阅读后来成为方志远教学和科研的“根柢”。有人知其“根底”，小学和中学时代方志远是以酷爱数学出名的。大概是因为有了这些“根柢”和“根底”，才使听他的课犹如漫游在知识的海洋，读他的论文、听他的演讲，便感受到磅礴的气势和缜密的推理。

    方志远上的课涵盖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乃至旅游和法律，但学术研究则集中在明代。他戏称这就是约与博的关系、通与专的互动。研究领域主要是明代政治及制度史、明代文学史、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围绕三个领域完成了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其中一项为集体重点课题)和多项省部级课题，在境内外出版了《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与杜婉言合著)、《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与欧阳琛合著)、《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明清江右商帮》等5部学术著作和《苏东坡传》、《王阳明传》、《明成化皇帝传》等三部人物传记，在《历史研究》、《文史》、《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明史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获得国家图书奖和中国社科院重大成果奖(集体项目)、华东地区图书一等奖、省社科一等奖各1项及其他奖项。他在《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的后记中描述三者关系的：通过研究明代政治及制度史，我自认为对统治者如何建章立制、调整政策、解决矛盾有所心得；通过研究明清时期的商人和商品经济，又欣喜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以及民众如何与官府周旋有所认识；而在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则感觉对明代市民特别是市民中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尽管地位有高下、财产有多寡，但人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不管后人(包括本书)对此作何评价。

    方志远是从各个角度“解析”明朝，并以明朝为个案，剖析整个中国社会。因此，他的学术视野日益广阔、学术功力日趋深厚，学术眼光也更加具有穿透力。试举数例。

    “忠”与“奸”是中国老百姓和统治者裁量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忠者流芳千古、奸者遗臭万年。但方志远通过研究指出：“做忠臣固不易，做奸臣还很难。”忠臣和奸臣的区别在于：“忠臣是以自己的头颅和鲜血，昭示君主的过错；奸臣则是以自己的名誉和屈辱，掩盖君主的过错。”他认为：《新唐书》立《奸臣传》，是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史上的重大事件，自从有了《奸臣传》，中国历史上就大抵只有“奸臣”而没有“昏君”。因为昏君的所作所为都有奸臣背黑锅。虽然掩盖了不少历史真实，却有利于消弭政局的动荡。(《历史上的“奸臣”与<奸臣传>》，载于《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

    由于生存环境和长期割据造成的生活习性与政治认同的差异，唐宋以降有所谓的“南人”与“北人”的隔阂，这成为历代统治者必须认真对待的关系到国家治乱存亡的大关节。方志远以明朝为例进行了分析：“通过有意识地扼制“南人”、扼制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以缩小南北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达到南北平衡和政权巩固，是明代政治体制和统治方针的基本特征。……虽然这种压制以牺牲局部经济发展为代价，但在客观上却保证了政治大局的稳定。”(《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载于《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社会进入历史转型期，必然会发生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其实也处于转型期。方志远对明代成化时期进行了讨论，提出了“精华与糟粕并存、荒诞和变革共生”，“合理的社会需求常常以荒诞的方式予以表现”的论点。(《“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载于《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在这些研究中，方志远其实是在更深层次上探讨中国社会的人性悲喜剧及社会转型期的现象和规律，并实践着自己的学术追求：理解古人、昭示后人。

    尽管如此，但方志远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何了不起。他可以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思考一个问题，用整年的时间打磨一篇琢磨了十年的学术论文。但又戏称自己的著作是“破书”，戏称自己的论文是“狗屁”。他认为：教授上好一堂课、写好一篇论文，就像木工打造一件精细的家具、泥瓦匠构建了一座适用的住房，都是尽自己的本份。“哭贫夸富，皆为贱相。”这是方志远经常说的话。做了一点小事、出了一点小名、读了个“狗屁博士”，就自以为了不起，就涨脾气，就提这个要求那个条件，这也是学术界的“贱相”。人说知识分子酸臭，方志远认为就是被这些人弄酸弄臭的，他最瞧不起的也就是这种人。古往今来，本事大的人多得很，你这点本事就有犯贱？

                                             以中国人的良知，做该做的事情

    方志远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有朋友问：“民进给了你什么许诺？”他始则愕然，继而坦诚相告：“没有。也没想过。”三年后，连省代表大会代表也不是的方志远，被选为民进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今，他已经是民进江西省委会副主委。有人问他前程，他仍然坦诚相告：“没有。也没想过。”

    虽然没有想过以后在“官场”是否有进步，但毕竟入了“官场”。既然担任了职务，就得承担责任。“否则就是尸位素餐。”方志远常说。
   
    作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院长，他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和协调全院历史、旅游、文博三个专业的发展、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及学科建设。作为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他分管开放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中专学校、网络中心、图书馆及后勤、基建等部门，需要协调和推动各部门的工作。有人也为此问他，分管那么多事情，忙吗？他还是坦诚相告，确实很忙，但也很轻松。他的忙，是因为事情多，头绪杂，特别是还惦记着自己的课题。他的轻松，是因为所在的江西师范大学和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党委都对他给予足够的关心和“宽大”，也因为同事们都给予他这个书生领导以充分的谅解。如果有“轻松”的诀窍，方志远说，那就是尊重党的领导、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当大家都凭着中国人的良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大家也都轻松了。所以，方志远并没有以一当十、事必躬亲，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却蒸蒸日上：本科生由两个专业增加到三个专业、硕士点由三个增加到八个、省人文社科基地由无到有、省重点学科得到巩固和发展、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由2个增加到15个。在电大分管的各部门，工作运转有序，干部和职工也感觉到心情舒畅。

    作为民主党派领导干部，方志远有参政议政的责任。他认为，自己虽然不是党员干部，却是党的干部，必须时时处处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同时又要做共产党的诤友和益友。既是党的统战对象，更应该是党的统战工作者。方志远认为，研究历史给予他参政议政极大的帮助。事实也如此，他对于现实问题的观察和分析，几乎和研究历史问题一样得心应手，总是具有极强的洞察力。试举数例。

    当各种名曰“与国际接轨”实则要求取消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出现时，方志远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全盘西化的结果必然是祸国殃民。一百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军阀割据、国民党独裁、列强侵略的种种不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真正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前提，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空话。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二十年，政治上的宽松、经济上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所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十分珍惜这种好的形势和发展趋势。历史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十多亿人口，五十多个民族的国家，只有共产党才能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使命。

    在各地大力推行“民生工程”、社会舆论为“民生工程”一片喝彩声中，方志远冷静地指出：既然是“工程”，就仍然没有摆脱“运动”的模式和“治标”的范畴。投资越大，既说明决心大，也说明欠帐多、积累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多，说明由于各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我们过去在制度上对民生问题的考虑和安排还有缺位、还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在落实具体的民生工程的同时，尽快建立起长效而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才是“治本”。只有在民生得到保障而又不需要搞“工程”时，才说明我们的社会保障机制真正形成，才说明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有了本质上的提高和飞跃。(省社科院《专报》第7期)

    当一些政协委员因为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而感叹“政协无用”时，方志远建议大家学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指出：政协委员应该了解政协的功能、应该了解中国的国情，政协不是决策机关，所以不要指望所有的建议都可以转化为政府行为；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君主制、家长制、官本位传统的国家，所以不要指望在短期内就真正实现民主制度。他认为，是“政协决定论”造成了“政协无用论”。但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又必须锲而不舍、不遗余力、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主人，政协委员应该推进这一事业。

    香港回归前，方志远赴香港大学出席学术会议。当地学者问：港人担心香港回归后经济地位会下降，你怎么看？这本是一个需要外交部官员回答的敏感问题。但方志远语惊四座：“香港经济地位已经有下降的趋势，但与回归无关。”在一片哗然中他继续阐述：“香港今日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和大陆自身闭关政策所致。香港受惠于长时间大陆与西方进行贸易的中介和枢纽地位。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推进，国际贸易可以直接在上海、广州乃至兰州、南昌进行，你们说，香港的经济地位会继续上升还是下降？”

    积极而平和的人生态度、执著而豁达的学术品质、爽朗而洒脱的处世哲学，是方志远给人们留下的总体印象。有朋友甚至说，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到了方志远那里都不过是小事一桩。但是，对于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他却怎么也平和、豁达不起来，怎么也爽朗、洒脱不起来，总是忍不住要进行抨击、要拍案而起。方志远说，这可能说是王阳明说的“着相”。